20世纪80年代以来广西少数民族乐器研究综述<im(9)

［4］周宗汉.壮族乐器［J］.乐器科技，1980（4-5）.

［5］何洪，杨秀昭，卢克刚.瑶族民间乐器［J］.乐器，1986（2-5）.

［6］周宗汉.侗族乐器［J］.乐器，1981（3-4）.

［7］黄新媚.壮族天琴文化初探［J］.北方音乐，2014（4）.

［8］李妍.世俗神器的艺术灵光——壮族天琴文化研究之一［J］.广西民族研究，2010（4）.

［9］赵胜山.国内关于马骨胡及其音乐文化的研究综述［J］.通俗歌曲，2017（3）.

［10］杨秀昭.广西芦笙乐论［J］.艺术探索，2005（S1）.

广西位于中国的南方，有着独特的地理优势，南与越南相邻，国内与云南、贵州、湖南和广东相连，同时也是我国少数民族聚居的重要省份，世居民族有壮、汉、瑶、苗、侗、京和彝族等12个，另有土家、蒙古、朝鲜、白、黎和藏等44个其他民族，故广西有着许多民族传统习俗，民族乐器更是不胜枚举，是我国重要的乐器库，其乐器因民族的繁荣发展而显得多姿多彩。近年来国内对广西民族乐器的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笔者将20世纪80年代以来研究广西民族乐器的文献进行归类梳理，从中吸取经验和教训，同时对今后广西民族乐器研究提出一些建议。一、广西少数民族乐器的综合研究广西少数民族乐器丰富多样。20世纪80年代，广西艺术学院杨秀昭、卢克刚等学者对广西民族乐器的研究起到了抛砖引玉的作用。他们合著有《广西少数民族乐器考》和《中国民族民间器乐曲集成·广西卷》（副主编），他们发表的论文分别高达70多篇和60多篇，大部分都涉及到了广西民族乐器的研究，为今后对广西民族乐器的研究起到承前启后的作用。而近年来对广西民族乐器的综合研究有：由杨秀昭、卢克刚和何洪等合著的《广西少数民族乐器考》①杨秀昭、卢克刚、何洪、叶青：《广西少数民族乐器考》，桂林：漓江出版社，1989年版。是最早将广西少数民族乐器进行归类的著作，介绍了广西民族乐器的概况，探讨了广西民族乐器的律制，解读了乐器与民俗、民歌之间的关系，强调了其科研价值，同时将广西民族乐器归类为体鸣乐器、膜鸣乐器、气鸣乐器和弦鸣乐器。其中，体鸣乐器有：棒棒、扁担、打猎棍、竹邦、捣击筒、竹杠、竹口琴、卡谁、床头琴、云板、沙滴、师刀、钖仗、三叉、碗锣、手锣、板兰、土锣、高边锣、狮子锣、云锣、马锣、芒锣、铙、铜鼓、铜馨、钟形、摇铃、铜铃；膜鸣乐器有：边鼓、猪嘴鼓、姜鼓、壮族大鼓、瑶族大鼓、八音鼓、侗族大鼓、苗皮大鼓、长鼓、蜂鼓、黄泥鼓、猴鼓、如咚；气鸣乐器有：角、海螺、长号、展道杆、树皮拉管、壮笛、塞箫、侗笛、嘎嗦、双箫、木叶、波芦、筚建、筚楞啰、稻杆笛、竹叶笛、四孔彝笛、筚多喝、拉篥、笔管、桐皮螺、啵咧、八仙、展积、贝咯卡展莱芭哈丁、嘎连、周咯卡展莱、展布莱、葫芦笙、芒茼、芦笙、合欢箫、竹膜管、田螺笛；弦鸣乐器有：竹筒琴、独弦琴、侗族琵琶、三线琴、壮族三弦、四弦琴、弹琴、苗族三弦、天琴、七弦琴、牛腿琴、嘎哈、葫芦胡、竹筒胡、土胡、骨胡、清胡、四弦胡、角胡、苗族二胡、彝族二胡。并且对以上乐器的特点、起源、历史、分布、形制、制作、乐曲和文化等方面进行阐述。国内对广西少数民族乐器综合研究还有《中国民族民间器乐曲集成·广西卷》①邓金如、杨秀昭、卢克刚、何洪：《中国民族民间器乐曲集成·广西卷》，中国ISBN中心。，这是近年来收集广西民族器乐曲最为全面的著作。全书分为上下两册，上册包括乐器图片资料、综述、图表和民间器乐的述略和曲谱等；下册包括民间器乐里的吹打乐和锣鼓乐、祭祀音乐以及宗教音乐的述略和曲谱，还有班社简介和乐人小传、部分乐器形制图和后记等。收集了广西世居民族乐曲共713首，分为民间器乐曲、祭祀音乐和宗教音乐三部分。民间器乐曲按独奏和双奏曲、芦笙乐和合奏乐曲分编。独奏和双奏乐曲之下又以吹奏乐、弹弦乐和擦弦乐曲为序。合奏乐曲则按丝竹乐、吹打乐和锣鼓乐类进行排列。祭祀音乐按照各个民族所特有的风俗习惯编排。宗教音乐则按佛教和道教先后为序。对广西民族乐器综合研究的论文有：袁丙昌的《广西民族乐器纵横谈》②袁丙昌：《广西民族乐器纵横谈》，载《广西民族研究》1992年第1期。对广西民族乐器的生态、分布、古乐器和特色乐器以及乐器的改革等方面进行介绍。李颜汐的《广西少数民族乐器特色文化产业发展研究构想》③李颜汐：《广西少数民族乐器特色文化产业发展研究构想》，载《北方音乐》2015年第21期。解析了如何将广西民族乐器融入艺术、旅游、教育和市场等，来达到传播乐器的目的。狄松菊的《广西民族乐器的传承与发展研究》④狄松菊：《广西民族乐器的传承与发展研究》，载《黄河之声》2019年第13期。对广西民族乐器传承和发展过程中所遇到的问题提出相应的策略；在其《由七弦乐府项目引发的广西民族乐器传承创新问题思考》⑤狄松菊：《由七弦乐府项目引发的广西民族乐器传承创新问题思考》，载《北方音乐》2016年第16期。借助七贤乐府项目的活动，分析广西民族乐器的发展现状，思考广西民族乐器的发展之路。周旋的《七弦乐府引发广西民族乐器传承创新问题研究》⑥周旋：《七弦乐府引发广西民族乐器传承创新问题研究》，载《艺术品鉴》2020年第3期。通过了解七弦乐府在广西民族乐器传承和创新当中的作用，来更好的传承和发展广西民族乐器。周利琳、张闽和董平文的《广西少数民族特色乐器传承与保护》⑦周利琳、张闽、董平文：《广西少数民族特色乐器传承与保护》，载《艺术家》2018年第1期。介绍了广西博物馆出土乐器的现状和相应的保护措施，对出土乐器做进一步的挖掘和发展。周楼胜的《少数民族乐器在高师院校中的传承与发展探究——以广西为例》⑧周楼胜：《少数民族乐器在高师院校中的传承与发展探究——以广西为例》，载《歌海》2018年第1期。在高等院校中以乐器演奏课程为载体、以相关的理论研究为支撑和学生实践为依托来达到传承和发展广西民族乐器的目的。马娟的《器乐教学，任重道远——以广西少数民族乐器为例》⑨马娟：《器乐教学，任重道远——以广西少数民族乐器为例》，载《黄河之声》2009年第15期。同样强调将广西民族乐器引入学校教育中达到传承和发展的目的。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内对广西民族乐器的综合研究则较为扎实，所研究的内容较为全面和完善，是国内外学者了解和研究广西民族乐器文化的重要参考。同时，为今后广大学者研究广西民族乐器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促进了国内外学者对广西民族乐器的研究和挖掘。二、广西少数民族乐器的形制与制作工艺的研究关于广西少数民族乐器的形制与制作工艺研究的文献不胜枚举，是近年来国内对广西少数民族乐器研究较多的课题，总体上可分为以下两个部分。以民族为单位，对广西少数民族乐器形制与制作工艺进行研究的，是周宗汉的《壮族乐器》⑩周宗汉：《壮族乐器》，载《乐器科技》1980年第4-5期。，它较早地将壮族乐器分为体鸣乐器、膜鸣乐器、气鸣乐器和弦鸣乐器四大类，并介绍了这些乐器的形制。刘桂英的《壮族乐器》①刘桂英：《壮族乐器》，载《乐器》1999年第2期。中，则将壮族乐器归结为吹奏乐器、拉弦乐器、弹拨乐器和打击乐器四大类，同时对乐器的形制进行描述。杨秀昭的《壮族体鸣乐器》②杨秀昭：《壮族体鸣乐器》，载《乐器》2001年第5期。和《壮族膜鸣乐器》③杨秀昭：《壮族膜鸣乐器》，载《乐器》2001年第8期。中，分别罗列了多种壮族体鸣和膜鸣乐器，对这些乐器的形制进行介绍。何洪、杨秀昭和卢克刚的《瑶族民间乐器》④何洪、杨秀昭、卢克刚：《瑶族民间乐器》，载《乐器》1986年第2-5期。首次将广西瑶族乐器归纳为气鸣乐器、弦鸣乐器和打击乐器，并对乐器的形制作了介绍。周宗汉的《侗族乐器》⑤周宗汉：《侗族乐器》，载《乐器》1981年第3-4期。首次将侗族乐器归类为气鸣乐器、弦鸣乐器、膜鸣乐器和体鸣乐器，对乐器的形制和制作进行记录。以个案为例，对广西少数民族乐器形制与制作工艺进行研究的有：陈坤鹏的《壮族七弦琴与相关乐器之比较》⑥陈坤鹏：《壮族七弦琴与相关乐器之比较》，载《中国音乐》2013年第2期。介绍了七弦琴的形制，比较了与七弦琴相关的乐器。郭永青的《白裤瑶竹筒琴考辨》⑦郭永青：《白裤瑶竹筒琴考辨》，载《民族音乐》2011年第1期。对瑶族竹筒琴的形制进行介绍，分析了竹筒琴与铜鼓之间的关系等。陈驹的《壮族蜂鼓和瑶族长鼓渊源考》⑧陈驹：《壮族蜂鼓和瑶族长鼓渊源考》，载《民族研究》1984年第6期。通过梳理研究相关文献，以文献记载为依据，比较了壮族蜂鼓和瑶族长鼓的形制。杨秀昭、何洪和卢克刚的《苗笛》⑨杨秀昭、何洪、卢克刚：《苗笛》，载《乐器》1985年第5-6期。记载了苗笛在广西苗族民间的不同形制。袁炳昌的《牛腿琴》⑩袁炳昌：《牛腿琴》，载《国际音乐交流》1994年第3期。描述了湘桂黔交界地侗族牛腿琴的形制。贺锡德的《中国少数民族乐器介绍之十——侗族类的侗琵琶和牛腿琴》[11]贺锡德：《中国少数民族乐器介绍之十——侗族类的侗琵琶和牛腿琴》，载《音响技术》2007年第5期。介绍了侗族牛腿琴和侗琵琶的形制。潘汁的《彝族大胡》[12]潘汁：《彝族大胡》，载《民族艺术》2019年第 3期。介绍了广西那坡彝族大胡的形制。阳鹤庐的《合欢箫》[13]阳鹤庐：《合欢箫》，载《乐器》1985年第1期。分析了广西邕宁壮族乐器“合欢箫”的形制和制作工艺，并说明其是当地壮族民间的自创乐器。廖锦雷的《壮族民间乐器喃哆喝》[14]廖锦雷：《壮族民间乐器喃哆喝》，载《乐器》1984年第5期。解析了广西壮族分支“偏人”民间乐器“喃哆喝”的不同形制和制作。赵毅的《稻杆箫、横箫》[15]赵毅：《稻秆箫、横箫》，载《中国音乐》1987年第4期。介绍了壮族稻杆箫的不同形制和横箫的形制以及它们的制作过程。杨秀昭、何洪和卢克刚的《古老的民族民间乐器——竹筒琴》[16]杨秀昭、何洪、卢克刚：《古老的民族民间乐器——竹筒琴》，载《中国音乐》1984年第2期。介绍了广西瑶族民间乐器竹筒琴的形制和制造过程。苏沙宁的《竹筒琴发音机理初探》[17]苏沙宁：《竹筒琴发音机理初探》，载《乐器》1995年第3期。主要分析了竹筒琴的发音原理，介绍了其形制和制作过程。兰春的《南丹白裤瑶拉篥研究》[18]兰春：《南丹白裤瑶拉篥研究》，南宁：广西民族大学，2010年硕士论文。是一篇研究广西南丹瑶族民间乐器“拉篥”的硕士文论，其中详细记载了拉篥的制作过程。阳鹤庐的《塞箫》[19]阳鹤庐：《塞箫》，载《民族艺术》，1985年试刊号。解析了广西苗族“塞箫”的乐器本体，包括其结构、制作、音阶和律制等。卢克刚、何洪和杨秀昭的《树皮拉管》[20]卢克刚、何洪、杨秀昭：《树皮拉管》，载《乐器》1984年第 6期。讲解了苗族“树皮拉管”的形制和制作过程。贾晓莉的《叶子笛》[21]贾晓莉：《叶子笛》，载《音乐生活》2016年第 7期。主要介绍了湘桂黔交界地侗族“叶子笛”的形制和制作过程。王光荣的《彝族葫芦笙刍议》①王光荣：《彝族葫芦笙刍议》，载《民族艺术》1986年第2期。剖析了广西那坡彝族葫芦笙的内外结构和制作过程。以上是关于广西民族乐器的形制与制作过程研究的文献，更多类似的文献在此就不一一列举。在这些文献中，并非是单纯的介绍了乐器形制和制作，它还包含着乐器的相关知识，笔者只是将其中的形制和制作进行归纳。三、广西特色乐器专题研究经笔者整理浏览发现，对广西民族特色乐器天琴、马骨胡、芦笙和独弦琴的研究是一大亮点，是研究广西民族乐器较为集中的领域，占广西民族乐器研究的二分之一，是广西民族乐器研究成果的主体部分。（一）壮族天琴天琴是广西壮族独具特色的乐器之一，属于弹拨类乐器，在壮族民间多作为伴奏乐器，流行于广西龙州一带，壮语称“叮、鼎”，译为“天”，并视为与天交流的法器，故天琴在壮族民间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最早研究壮族天琴的是卢克刚的《壮族天琴音乐调式及其多声结合特点》②卢克刚：《壮族天琴音乐调式及其多声结合特点》，载《民族艺术》1985年试刊号。分析了天琴的音乐形态，包括其音律、音组织和多声结合等。对天琴音乐形态作研究的还有李亚楠的《中越天琴音乐形态的共性特征》③李亚楠：《中越天琴音乐形态的共性特征》，载《艺术探索》2014年第3期。以天琴的调式调性、曲式结构、节奏节拍等方面来研究中越两国天琴音乐形态的共性特征。关于天琴的研究还有以下内容。第一，对天琴的介绍和制作、改良的研究有：袁寿玉的《20世纪以来广西布傣天琴制作工艺研究》④袁寿玉：《20世纪以来广西布傣天琴制作工艺研究》，载《艺术品鉴》2019年第8期。介绍了布傣天琴的历史渊源、形制和制作工艺，同时探讨了天琴的改良。在其《传统布傣天琴与改良天琴制作工艺对比研究》⑤袁寿玉：《传统布傣天琴与改良天琴制作工艺对比研究》，载《艺术品鉴》2019年第9期。中，比较了传统与现代布傣天琴的制作工艺。吴金琳的《天琴改良与天琴音乐发展的思考》⑥吴金琳：《天琴改良与天琴音乐发展的思考》，载《民族艺术》2008年第2期。分析了当代天琴的形制特点和改良以及今后的发展等。第二，对天琴的文化和社会功能作研究的有：罗萌的《龙州天琴文化的音乐特征研究》⑦罗萌：《龙州天琴文化的音乐特征研究》，南宁：广西民族大学，2019年硕士论文。从演唱与演奏的多样性、形态差异的对比、现代与传统曲目之间存在的共性等方面分析了龙州天琴音乐文化的特征。黄新媚的《壮族天琴文化初探》⑧黄新媚：《壮族天琴文化初探》，载《北方音乐》2014年第4期。通过阐述天琴与宗教巫术的关系、天琴在新时代的新发展等方面来解读天琴的文化含义。李妍的《世俗神器的艺术灵光——壮族天琴文化研究之一》⑨李妍：《世俗神器的艺术灵光——壮族天琴文化研究之一》，载《广西民族研究》2010年第4期。从物质性、行为性和观念性等方面来解读天琴文化的定义，阐述其哲学、宗教、民俗和审美等方面的涵义，并以此来弘扬天琴文化。金书妍的《乡村振兴背景下民族文化品牌营造方略——以壮族天琴文化为例》⑩金书妍：《乡村振兴背景下民族文化品牌营造方略——以壮族天琴文化为例》，载《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6期。通过“仪式化与戒律化传承、文化自觉与活化弘扬、知识化凝练提升和品牌化营造”四个步骤将天琴文化打造成民族品牌。李红伟的《民族文化创新与产业链研究》[11]李红伟：《民族文化创新与产业链研究》，北京：中央民族大学，2013年博士论文。从天琴文化的艺术链、传承链、旅游链和市场链等方面进行探讨，对弘扬天琴文化指出新的出路。王俊的《壮族（布偏）天琴文化的社会功能探微》[12]王俊：《壮族（布偏）天琴文化的社会功能探微》，载《艺术评鉴》2016年第9期。通过介绍广西防城港峒中镇壮族天琴的形制特征和演奏方法，解析天琴的社会功能和相应的价值观。农瑞群和黄柳菱的《壮族天琴的喻天文化功能解析》①农瑞群、黄柳菱：《壮族天琴的喻天文化功能解析》，载《广西民族师范学院》2012年第5期。主要分析了天琴“喻天”的文化功能。第三，对天琴文化的传承与发展进行研究的有：黄新宇的《广西龙州布傣族天琴文化传播研究》②黄新宇：《广西龙州布傣族天琴文化传播研究》，载《湖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5期。通过探寻天琴的根源和发展的机制，来探讨民族文化的传承与发展。翁锴的《天琴文化艺术的传承与启迪》③翁锴：《天琴文化艺术的传承与启迪》，载《传承》2014年第5期。提出传承和发展天琴文化应该结合时代潮流和地方特色。黄新宇、梁航彬的《传播视角下的边境少数民族文化保护——以龙州黑衣壮天琴文化艺术保护为例》④黄新宇、梁航彬：《传播视角下的边境少数民族文化保护——以龙州黑衣壮天琴文化艺术保护为例》，载《歌海》2009年第3期。同样强调保护天琴文化必须结合时代潮流和民族特色等。黄炳祥的《广西峒中壮族偏人天琴文化的传承与保护研究》⑤黄炳祥：《广西峒中壮族偏人天琴文化的传承与保护研究》，南宁：广西师范学院，2014年硕士论文。中，从自然和人文条件、文化内涵和多重社会功能等方面对防城区峒中壮族偏人的天琴文化进行分析，并以此来讨论天琴文化的传承问题。（二）壮族马骨胡马骨胡是又一壮族代表性乐器之一，壮语称“冉列”，因用马腿的骨头作为共鸣箱，故称马骨胡，或骨胡。马骨胡非常受壮族人民的喜爱，流行于广西的西林、隆林和田林一带，属于弓弦类乐器，在北路壮剧中做主奏乐器。近年来国内对壮族马骨胡的研究可分为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对马骨胡形制和制作作介绍的有：李广才的《广西壮族民间乐器马骨胡》⑥李广才：《广西壮族民间乐器马骨胡》，载《乐器》1983年第5期。是较早介绍了马骨胡的起源、历史和形制等，对马骨胡的民间艺人、改良过程和现状等进行阐述。潘汁的《马骨胡》⑦潘汁：《马骨胡》，载《民族艺术》2018年第2期。介绍了马骨胡的形制和定弦等。边疆的《悦耳动听马骨胡》⑧边疆：《悦耳动听马骨胡》，载《乐器》2006年第3期。对马骨胡的名称、传说故事、形制和制作等方面进行解读。贺锡德的《爱乐之友（65）中国少数民族乐器介绍之五——壮族的马骨胡与峥尼》⑨贺锡德：《爱乐之友（65）中国少数民族乐器介绍之五——壮族的马骨胡与峥尼》，载《音响技术》2006年第12期。介绍了马骨胡和峥尼的起源和形制。第二，对马骨胡的演奏技巧作研究的有：陈静的《浅谈马骨胡演奏中的五个技术问题》⑩陈静：《浅谈马骨胡演奏中的五个技术问题》，载《大众文艺》2010年第14期。研究了广西南北壮剧马骨胡的演奏技术，包括弓法、指法、揉弦、滑音和演奏形式等。覃大川的《马骨胡演奏风格初探》[11]覃大川：《马骨胡演奏风格初探》，载《歌海》2009年第4期。分析了马骨胡的代表乐曲《壮乡春早》，指出演奏好马骨胡所要注意的问题等。第三，对马骨胡新曲的创作与乐曲作分析的有：梁凯华的《谱写具有浓郁少数民族特色的音乐——作曲家李延林对壮族民间乐器的运用》[12]梁凯华：《谱写具有浓郁少数民族特色的音乐——作曲家李延林对壮族民间乐器的运用》，载《艺术探索》2001年第5期。介绍了作曲家李延林对壮族乐器马骨胡在电影和电视片中的运用及其贡献。覃金盾与王鑫安的《琴韵悠悠，新曲何寻——壮族乐器马骨胡的音乐创作现状与思考》[13]覃金盾、王鑫安：《琴韵悠悠，新曲何寻——壮族乐器马骨胡的音乐创作现状及思考》，载《作家》2011年第16期。通过政策、作曲家、演奏者和语言以及壮剧等主客观角度分析马骨胡乐曲创作所存在的问题，并对马骨胡的新曲创作提出建议。第四，对马骨胡改良和传承发展作研究的有：德真的《马骨胡》①德真：《马骨胡》，载《乐器》2003年第2期。介绍了20世纪50至90年代国内学者成功研制的高音、中音马骨胡。龙符的《琴韵悠悠马骨胡》②龙符：《琴韵悠悠马骨胡》，载《民族艺术研究》2000年第4期。从琴筒、弦杆和长弓演奏等方面叙述马骨胡的改良。盛洁的《浅谈马骨胡的发展趋势》③盛洁：《浅谈马骨胡的发展趋势》，载《艺术探索》1991年第1期。则从演奏方法、乐曲创作和乐器本体等方面阐述了马骨胡的改良过程。廖家修的《马骨胡的改革与演奏》④廖家修：《马骨胡的改革与演奏》，载《民族艺术》1993年第3期。讲述了壮族马骨胡的改良过程。高敏与金萌的《广西壮族特色乐器马骨胡及其音乐的传承与保护研究》⑤高敏、金萌：《广西壮族特色乐器马骨胡及其音乐的传承与保护研究》，载《中国音乐》2013年第2期。通过收集整理分析广西马骨胡的历史渊源、发展状况和改良过程等资料，提出马骨胡传承和发展所存在的问题，并对广西壮族马骨胡在今后的传承和发展上提出相应的措施。另外，赵胜山的《国内有关马骨胡及其音乐文化的研究综述》⑥赵胜山：《国内关于马骨胡及其音乐文化的研究综述》，载《通俗歌曲》2017年第3期。将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内对壮族马骨胡的研究文献作了归纳，其内容有四个方面：一、对马骨胡的介绍和制作、改良的研究；二、马骨胡的演奏风格和技术探讨；三、马骨胡乐曲的创作和改编曲目的分析；四、马骨胡的保护传承和比较研究等。同时建议加强对滇黔桂壮族马骨胡的比较研究等。（三）苗族、瑶族、侗族芦笙芦笙是广西苗、瑶、侗族所共有的乐器，流行于桂东、桂北和桂西的广大地区。在苗、瑶、侗族中芦笙既作祭祀法器，也作娱乐工具，故芦笙在他们的生活中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杨秀昭的《广西芦笙乐论》⑦杨秀昭：《广西芦笙乐论》，载《艺术探索》2005年第S1期。则是最早将广西苗、瑶、侗族芦笙做综合研究的文献，文中介绍了芦笙在广西苗、瑶、侗族中的基本情况，梳理了芦笙的发展脉络，整理了芦笙乐的现状，分析了苗、瑶、侗族芦笙的音乐形态等。而近年来国内对广西苗、瑶、侗族芦笙的研究还有以下内容。1.苗族对苗族芦笙的形制、制作和文化等方面作研究的有：周露的《苗族芦笙研究》⑧周露：《苗族芦笙研究》，南宁：广西民族大学，2017年硕士论文。探讨了广西融水小桑村苗族芦笙的起源和文化内涵，记录了芦笙的形制和制作等。农峰的《芦笙声声脆——谈广西融水苗族芦笙》⑨农峰：《芦笙声声脆——谈广西融水苗族芦笙》，载《中国音乐》1992年第2期。介绍了广西融水苗族芦笙的种类、制作和乐队编制，并对其乐曲进行分析。研究苗族芦笙舞的有：杨春林和邓琳琳的《广西融水苗族芦笙舞风格特征研究》⑩杨春林、邓琳琳：《广西融水苗族芦笙舞风格特征研究》，载《艺术品鉴》2015年第10期。通过分析广西融水苗族芦笙舞的文化，进而探析芦笙舞的风格特征。研究芦笙舞文化的保护和传承的有：陈炜和劳国炜的《广西融水苗族自治县芦笙踩堂开发式保护研究》[11]陈炜、劳国炜：《广西融水苗族自治县芦笙踩堂开发式保护研究》，载《广西社会科学》2012年第7期。强调通过合理地保护和开发融水苗族芦笙踩堂，结合政府的引导等，才能有效的发展其文化；陆高峰与钱应华的《广西融水苗族芦笙舞文化的传承与发展》[12]陆高峰、钱应华：《广西融水苗族芦笙舞文化的传承与发展》，载《柳州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5年第2期。通过完善政策保障、资金投入、品牌效应和学校传承等方面来实现苗族芦笙舞的传承和发展。2.瑶族关于瑶族芦笙的研究多集中于芦笙舞的研究：蒙妍的《富川瑶族“芦笙长鼓舞”的文化探究》[13]蒙妍：《富川瑶族“芦笙长鼓舞”的文化探究》，载《前沿》2010年第12期。从文化演进、艺术形式和民俗文化基础等三个方面对富川瑶族“芦笙长鼓舞”进行探究和分析；其《“芦笙长鼓舞”民间接受习俗的文化分析——富川瑶族“芦笙长鼓舞”文化研究系列论文二》①蒙妍：《“芦笙长鼓舞”民间接受习俗的文化分析——富川瑶族“芦笙长鼓舞”文化研究系列论文二》，载《飞天》2011年第16期。介绍了富川瑶族“芦笙长鼓舞”的使用场合、起源、含义、祭祀和祭词等；还有《论瑶族“芦笙长鼓舞”的音乐特点——富川瑶族“芦笙长鼓舞”文化研究系列论文四》②蒙妍：《论瑶族“芦笙长鼓舞”的音乐特点——富川瑶族“芦笙长鼓舞”文化研究系列论文四》，载《青年文学家》2011年第11期。对瑶族芦笙长鼓舞的民间色彩与和声功能作了介绍，同时解读了芦笙音乐与舞蹈之间的关系。对瑶族芦笙长鼓舞艺术作研究的有：蒙妍和陈燕的《论富川瑶族“芦笙长鼓舞”的艺术特征》③蒙妍、陈燕：《论富川瑶族“芦笙长鼓舞”的艺术特征》，载《广西青年干部学院学报》2010年第2期。阐述了富川瑶族芦笙长鼓舞的内涵、形式、表演、风格、动作、音乐和道具等，同时对芦笙的改良提出建议。对瑶族芦笙舞传承和保护作研究的有：陈东云的《富川芦笙长鼓舞的传承与保护研究》④陈东云：《富川芦笙长鼓舞的传承与保护研究》，载《明日风尚》2017年第17期。通过分析富川瑶族芦笙长鼓舞在生产和祭祀中的关系，提出根据地域性、社会性和实践性等因素有效地传承和发展芦笙长鼓舞；陈韵的《富川平地瑶“芦笙长鼓舞”当代变迁的动力机制研究》⑤陈韵：《富川平地瑶“芦笙长鼓舞”当代变迁的动力机制研究》，北京：中央民族大学，2019年硕士论文。从时间的顺序和变迁的动机等方面来探讨富川瑶族芦笙长鼓舞的传承和发展；刘晓的《恭城平地瑶芦笙挞鼓舞的传承与思考》⑥刘晓：《恭城平地瑶挞鼓舞的传承与思考》，载《北方音乐》2016年第10期。通过分析广西桂林恭城瑶族自治县芦笙挞鼓舞传承发展现状的研究，建议将芦笙挞鼓舞引入学校教育课程来重建芦笙挞鼓舞。3.侗族对侗族芦笙的研究范围较广，涉及侗芦笙的历史、形制、制作、音乐形态、文化和芦笙舞以及传承发展等。吴培安的《侗族芦笙略论》⑦吴培安：《侗族芦笙略论》，载《贵州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5期。介绍了侗族芦笙的历史渊源、形制和制作等，同时分析了芦笙的音乐形态。杨进飞的《侗族芦笙考》⑧杨进飞：《侗族芦笙考》，载《广西民族研究》1988年第1期。通过收集研究民间传说材料，来证实侗族芦笙的起源、历史、形制和使用场合等。韦慧玲和韦伟的《广西侗族芦笙改良的艺术值效——以广西三江侗寨为个案研究》⑨韦慧玲、韦伟：《广西侗族芦笙改良的艺术值效——以广西三江侗寨为个案研究》，载《黄河之声》2009年第10期。介绍了覃国伟老师对侗族芦笙的改良和改良的艺术值效等。钟峻程的《三江侗族芦笙调的和声思维》⑩钟峻程：《三江侗族芦笙调的和声思维》，载《民族艺术》1988年第1期。对侗族原始“三管芦笙”的曲调进行分析，从原始芦笙的三个音（G、A、E）来探讨其和声的规律。陈国凡的《侗族芦笙风情及其音乐特点》[11]陈国凡：《侗族芦笙风情及其音乐特点》，载《中国音乐》1993年第2期。记载了侗芦笙乐队的编制和芦笙的曲目，对芦笙音乐形态作了分析。傅安辉的《侗族芦笙文化论》[12]傅安辉：《侗族芦笙文化论》，载《贵州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4期。介绍了侗族的芦笙文化内涵是追求人类社会的和平安定，促使人类文明进步。杨正功的《侗族芦笙舞》[13]杨正功：《侗族芦笙舞》，载《民族艺术》1998年第4期。介绍了侗族三首芦笙舞，包括《芦笙圆圈舞》《芦笙比赛舞》和《芦笙踩堂舞》，对其舞蹈编制、动作和相应的含义进行叙述。马卉的《侗族芦笙音乐的艺术价值及其可持续发展》[14]马卉：《侗族芦笙音乐的艺术价值及其可持续发展》，载《艺海》2015年第5期。通过研究侗族音乐的艺术价值，来探讨其艺术的传承和发展。（四）京族独弦琴京族最具代表性的乐器当属独弦琴，属于弹弦类乐器，京语称“旦匏”，流行于广西防城港的山心、氵万尾和巫头等京族地区。独弦琴即一弦琴，是其特点之一，除此之外泛音演奏又是其另一特点。每年在京族的传统节日“哈节”中，独弦琴是不可或缺的乐器，既可独奏也可伴奏。20世纪80年代以来，最早研究京族独弦琴的是卢克刚、杨秀昭和何洪的《独弦琴的发音原理及其二声部探》，①卢克刚、杨秀昭、何洪：《独弦琴的发音原理及其二声部探》，载《乐器》1984年第3-4期。该文阐述了其发声原理是拨动琴弦发声之后，通过摇杆来改变其音高，同时讲解了一弦出两音是因为分段振动发泛音时，也有整段空弦振动所发出的基音。其后又有许多关于独弦琴的介绍，如边疆的《京族的独弦琴》②边疆：《京族的独弦琴》，载《中国民族》2000年第9期。、阎红芳的《京族的独弦琴》③阎红芳：《京族的独弦琴》，载《中国民族》1993年第5期。和原媛与翁晔的《独具特色的京族乐器——独弦琴》④原媛、翁晔：《独具特色的京族乐器——独弦琴》，载《今日科苑》2009年第14期。等，对京族独弦琴的分布、形状、演奏姿势、技巧、音色、传说和独弦琴的现代意义等方面进行介绍。张灿的《京族独弦琴源流新考》⑤张灿：《京族独弦琴源流新考》，载《歌海》2012年第3期。和史恒的《京族独弦琴源流考辨》⑥史恒：《京族独弦琴源流考辨》，载《北方音乐》2016年第21期。通过分析研究一弦琴、独弦匏琴、京族独弦琴的共性与个性、流行时间和分布等来梳理中国独弦琴的历史渊源。孙进的《从民间传说探寻京族独弦琴产生的文化背景》⑦孙进：《从民间传说探寻京族独弦琴产生的文化背景》，载《大众文化》2009年第23期。通过分析京族独弦琴的民间传说来探寻其产生的文化背景。宋唐的《京族独弦琴考察与研究》⑧宋唐：《京族独弦琴考察与研究》，载《歌海》2007年第3期。介绍了独弦琴的历史渊源，包括中国起源说和民族归属说两个方面。除此之外关于独弦琴的研究还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独弦琴的形制、制作和改良研究。何政荣的《京族独弦琴形制研究》⑨何政荣：《京族独弦琴形制研究》，载《歌海》2011年第2期。介绍了独弦琴的三种形制：竹制、木制和琴身与电箱一体化。刘文荣的《独弦琴历史形态考》⑩刘文荣：《独弦琴历史形态考》，载《歌海》2019年第5期。对京族独弦琴历史形态的考察来探讨当今独弦琴的形制和发声原理。张含的《中国独弦琴形制构造演变初探》[11]张晗：《中国独弦琴形制构造演变初探》，载《广播歌选》2008年第4期。则介绍了京族独弦琴形制结构的发展过程；刘震的《箱式独弦琴的制作》[12]刘震：《箱式独弦琴的制作》，载《乐器》2008年第3-4期。记载了箱式独弦琴制作的具体步骤。黄全的《京族独弦琴的制造和演奏》[13]黄全：《京族独弦琴的制造和演奏》，载《艺术探索》1998年第S1期。介绍了独弦琴的形制和制作过程；吉莉和张龙的《论京族独弦琴的改良》[14]吉莉、张龙：《论京族独弦琴的改良》，载《歌海》2010年第5期。将20世纪60年代以来独弦琴的发展作了归纳，对独弦琴改良的过程进行分析。黄志豪的《独弦琴的形制与改良》[15]黄志豪：《独弦琴的形制与改良》，载《艺术探索》2008年第6期。从独弦琴琴身琴弦材料、制作工艺、加装拾音器、拨弦器、改外露弦轴为隐式弦、增设新式琴体、加设指板和品位等方面对独弦琴的改良作了介绍。第二，独弦琴的演奏技法和艺术研究。潘江宁的《独弦琴左手基本演奏法的研究》[16]潘江宁：《独弦琴左手基本演奏法的研究》，载《广西教育》2010年第30期。介绍了独弦琴的演奏姿势和方法，并提出独弦琴基本演奏法的不足之处，同时讲解了如何以更好的姿势适应演奏需要和处理左手摇杆的基本力量和方法等。潘的另一文《独弦琴音准控制的探索》[17]潘江宁：《独弦琴音准控制的探索》，载《大家》2010年第19期。对独弦琴演奏的难点音准控制进行介绍。密宋华的《京族独弦琴的演奏手法及其独特魅力》[18]密宋华：《京族独弦琴的演奏手法及其独特魅力》，载《艺术探索》2008年第6期。对独弦琴的拨弦与摇杆的特殊演奏手法进行介绍。对独弦琴艺术研究的有：陈丽琴的《京族独弦琴艺术生态研究》①陈丽琴：《京族独弦琴艺术生态研究》，载《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2期。探讨了京族独弦琴艺术与其特定的生态环境、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的关系。尹明的《京族独弦琴艺术》②尹明：《京族独弦琴艺术》，载《歌海》2012年第3期。介绍了独弦琴的艺术，包括制作技艺和演奏艺术。张灿的《论中越独弦琴艺术的地域性特征》③张灿：《论中越独弦琴艺术的地域特征》，载《艺术探索》2014年第1期。探讨了中越独弦琴艺术的异同，越南独弦琴保持着较完整的传统性，而中国独弦琴则发生了一定的改变。刘伟的《浅谈广西与越南的独弦琴艺术》④刘伟：《浅谈广西与越南的独弦琴艺术》，载《才智》2013年第28期。探讨了中越独弦琴艺术的相同和不同之处。王能的《京族独弦琴乐曲的写作与表现》⑤王能：《京族独弦琴乐曲的写作与表现》，载《歌海》2006年第3期。阐述了京族独弦琴乐曲的创作离不开其民族的文化风格和特征。第三，独弦琴的文化、传承与发展研究。张灿的《中越独弦琴音乐文化比较研究》⑥张灿：《中越独弦琴音乐文化比较研究》，南宁：广西艺术学院，2011年硕士论文。以中越两地独弦琴的发展为线，结合两地的民族文化来解析两地独弦琴音乐的差异。楚卓的《论跨境民族乐器独弦琴文化的“和而不同”》⑦楚卓：《论跨境民族乐器独弦琴文化的“和而不同”》，载《中国音乐》2011年第3期。介绍了中越两地京族独弦琴的音乐文化的共性和个性，同时建议借鉴邻国独弦琴的音乐文化来重建本国独弦琴音乐文化。孙杰远与范良辰的《京族独弦琴文化及教育价值》⑧张杰远、范良辰：《京族独弦琴文化及其教育价值》，载《当代教育与文化》2009年第4期。对京族独弦琴的民族认同、艺术教育和学校教育等方面的价值作了阐述。在其传承与发展方面研究的有：吉莉的《京族独弦琴传播现状调查与研究》⑨吉莉：《京族独弦琴传播现状调查与研究》，载《艺术探索》2010年第5期。探究了独弦琴传播的现状有学校传承、艺人传承和教材与音像资料，而推动独弦琴的传播原因有独弦琴的改良、传播模式的发展和兼容并包等。黄志豪的《民间乐器多样性的保护与开发——谈京族独弦琴的“活态传承”》⑩黄志豪：《民间乐器多样性的保护与开发——谈京族独弦琴的“活态传承”》，载《中国音乐》2009年第3期。通过对乐器形制的改良和曲目创作等对独弦琴进行保护，陈述了独弦琴“活态传承”改变了民间的“口传心授”的模式，形成本地传承、学校传承和舞台传承等多元化形式。黄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视域下京族独弦琴的保护与传承》[11]黄羽：《非物质文化遗产视域下京族独弦琴的保护与传承》，载《民族艺术研究》2013年第6期。强调独弦琴文化的传承应以“文献”保护和“活态”保护并存的方式结合，同时结合其文化空间进行传承。四、广西少数民族乐器传承与发展研究对广西民族乐器的研究除了以上领域外，笔者还从乐器的文化、乐器的改良和乐器的传承与发展等三个方面对广西民族乐器的研究进行归纳，从中可以看出国内对广西民族乐器的研究较为完善。关于广西民族乐器文化的研究有：伍国栋的《长鼓研究——兼论细腰鼓之起源》[12]伍国栋：《长鼓研究——兼论细腰鼓之起源》，载《中国音乐学》1987年第4期。对瑶族长鼓的历史渊源、演奏方法和文化内涵等方面进行的介绍。宋林的《侗族牛腿琴歌与其生境的适应研究》[13]宋林：《侗族牛腿琴歌与其生境的适应研究》，吉首：吉首大学，2017年硕士论文。中，记录了牛腿琴的制作过程，同时对其演奏方法、音色特征和文化内涵等方面进行的研究。赵增芳和蒋贵萍的《百色彝族葫芦笙音乐文化初探》[14]赵增芳、蒋贵萍：《百色彝族葫芦笙音乐文化初探》，载《大众文艺》2014年第3期。从文化背景与乐器形制、文化载体与精神寄托、演出形式与音乐特征、传承与发展等四个方面分析了广西那坡彝族的葫芦笙音乐文化。丁之曼的《侗笛的演奏与传承探究》[15]丁之曼：《侗笛的研究与传承探究》，载《黄河之声》2019年第8期。和梁健的《侗笛在中学音乐课堂中的开发与传承研究》①梁健：《侗笛在中学音乐课堂中的开发与传承研究》，载《通俗歌曲》2016年第5期。建议以学校教学的形式，培养学生对民族乐器的兴趣来弘扬民族文化。在传承与发展方面有：栗姣的《乐器学视野下的壮族七弦琴研究》②栗姣：《乐器学视域下的壮族七弦琴研究》，桂林：广西师范大学，2017年硕士论文。从纵向的角度介绍了七弦琴的历史渊源，从横向的角度介绍了七弦琴的本体特征、改良后的状况和今后的发展等。李平的《“壮族的骄子”——啵咧的发现与改革》③李平：《“壮族的骄子”——啵咧的发现与改革》，载《音乐艺术》1987年第3期。提出改良后的啵咧仍存在的问题，如音准控制还需进一步提高、造型和音色有待改进等。叶敦妮的《广西壮族“无孔笛”的改良研究》④叶敦妮：《广西壮族“无孔笛”的改良研究》，载《南宁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19年第3期。对壮族无孔笛的起源、形制、演奏、制作和音响特性以及改良后的无孔笛的价值等方面进行介绍。何洪的《竹筒琴纵横论》⑤何洪：《竹筒琴纵横论》，载《艺术探索》1994年第1期。介绍了竹筒琴的分布、历史渊源、形制、竹筒琴与铜鼓之间的关系以及竹筒琴的改良等。何洪和杨秀昭的《侗笛》⑥何洪、杨秀昭：《侗笛》，载《乐器》1983年第3期。介绍了改良后的侗笛音域更广，音色更美，演奏技巧更加丰富，且可以转调。卢树松的《浅谈广西三江侗族传统乐器——侗笛的传承与发展》⑦卢树松：《浅谈广西三江侗族传统乐器——侗笛的传承与发展》，载《北方音乐》2017年第12期。中，分析了侗笛在当今的发展状况，列举了利于发展侗笛的可行方案。曾杜克的《双管侗笛》⑧曾杜克：《双管侗笛》，载《乐器科技》1978年第2期。对双管侗笛的形制和改良作了介绍，同时对今后侗笛的改良提出相应的建议。何洪的《牛腿琴》⑨何洪：《牛腿琴》，载《乐器》1989年第1期。介绍了牛腿琴的改良和改良后的演奏效果。2019年度国家艺术基金《广西特色乐器制作工艺人才培养》项目是由广西壮族自治区民族文化艺术研究院主办的，其目的是培养广西特色乐器的制作、调律、改良、维护保管、工艺研发等系列工作的学员，旨在对广西特色乐器制作工艺人才进行专业培养，通过学习广西特色乐器的性能和传统乐器制作工艺，并结合现代的科学制作技术，实现广西特色乐器的创新性转化和发展，培养既能熟悉传统技艺，又具备对乐器进行合理改良的复合型人才。为此，该项目特地面向全国各地招募了30名学员在广西南宁市进行集中授课培训，同时聘请全国各地知名的学者和民间艺人给学员授课。项目的培训分为四个阶段：集中授课、实地调研、制作实践和教学汇报，培训时间为2019年7月1日至9月30日。而笔者作为这30名学员之一非常荣幸地参加了此次学习。五、结语通过上述文献的整理与研究可知，国内关于广西少数民族乐器的研究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民族乐器的形制和制作工艺的研究，则是近年来国内研究广西民族乐器较为集中的领域，主要以民族为单位和个案研究两方面对广西民族乐器的形制结构和制作工艺进行描述。第二，民族乐器的改良、文化、传承与发展研究。在改良方面主要涉及乐器的形制、音响和演奏技巧等；在文化上则介绍分析了广西民族乐器的文化含义和社会功能；传承上有学校传承和民间传承的研究。第三，民族特色乐器专题研究，则是广西民族乐器研究里较为系统和全面的部分，更是广西民族乐器研究有别于其他省份的一个突出特点。同时，相比于其他省份，广西民族乐器的研究则更多的关注在乐器的改良、演奏技能、音乐形态和器乐曲创作等方面，这对广西民族乐器的普及和推广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近年来国内关于广西民族乐器的研究虽取得一定的突破，但也发现对广西民族乐器的研究还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不足：第一，广西民族乐器研究的突出成就主要在于天琴、马骨胡、啵咧、独弦琴等为世人所熟知的乐器，且这些乐器在市面上已有一定的普及和推广。但广西还有许多民族乐器仍未被真正的深究和挖掘，并有待于开发和保护。第二，芦笙是广西多民族所共有的乐器，在广西民族乐器中占有相当的分量，同时近年来对其乐器研究的力度也有所加大，但研究的内容大都集中于芦笙的舞蹈、文化和社会功能等方面的研究，而对芦笙乐器本体的研究则相对较少。第三，广西地处我国南方，且广西境内有许多跨境和跨界的民族，而对广西跨境民族文化的研究则相对较少，例如滇桂黔的壮族马骨胡、彝族葫芦笙和湘桂黔的侗族芦笙和侗笛等，对其民族乐器的共性和个性的比较研究还待完善。第四，早期对广西民族乐器的研究更多的是将广西民族乐器进行发掘和呈现，也因当时生产条件较差，无法将民族乐器进行深究和挖掘。如今，随着时代的发展，中国已然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而民族乐器也随之变迁，因此对如今广西民族乐器的研究又是一大课题。针对以上问题，笔者建议今后对广西民族乐器的研究还需加强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广西的民族乐器丰富多彩，除了我们所熟知的广西民族乐器之外，还有许多如侗琵琶和牛腿琴、苗笛、彝族大胡、瑶族竹筒琴和拉篥等乐器还未得到真正深入挖掘，因此需加强对广西未涉及的民族乐器研究。第二，运用音乐声学加强对广西芦笙的乐器的本体研究，如制作工艺和发音原理等。同时对广西其他民族乐器的本体研究也有待开发和挖掘。第三，广西有许多跨境的民族，因此其民族文化更是丰富多彩，且目前国内的“跨界音乐研究”是一个热点，故笔者建议借着这个时代平台加强广西民族乐器的跨境比较研究，深入挖掘和探讨民族文化的共享和个性，既有利于民族文化的认同感，又有利于民族的大团结。第四，随着时代的发展，科学技术水平不断提高，运用照相机、摄像机和录音笔等现代设备，加强如今广西民族乐器的研究，对广西民族乐器所获取到的资料进行数字化保护，有利于传承和发展广西民族乐器文化。参考文献：［1］杨秀昭，卢克刚，何洪，叶青.广西少数民族乐器考［M］.桂林：漓江出版社，1989.［2］邓金如，杨秀昭，卢克刚，何洪.中国民族民间器乐曲集成·广西卷［M］.中国ISBN中心.［3］袁丙昌.广西民族乐器纵横谈［J］.广西民族研究，1992（1）.［4］周宗汉.壮族乐器［J］.乐器科技，1980（4-5）.［5］何洪，杨秀昭，卢克刚.瑶族民间乐器［J］.乐器，1986（2-5）.［6］周宗汉.侗族乐器［J］.乐器，1981（3-4）.［7］黄新媚.壮族天琴文化初探［J］.北方音乐，2014（4）.［8］李妍.世俗神器的艺术灵光——壮族天琴文化研究之一［J］.广西民族研究，2010（4）.［9］赵胜山.国内关于马骨胡及其音乐文化的研究综述［J］.通俗歌曲，2017（3）.［10］杨秀昭.广西芦笙乐论［J］.艺术探索，2005（S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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